1978年，我18岁。
中国的高考，中断了10多年后，在这一年恢复。这一年，大概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同时招收了二届大学生的年份：春季一次，是为77级，即“文革”后首届经考试入学的大学生；夏季又一次，是为78级。我参加的是78级高考，这也是有应届高中生参加的“文革”后第一届高考，而我正是这样一名应届高中生———就此而言，它也许是有史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高考，因为除了应届高中生，有资格报考的，还包括自“文革”高考制度被废止以来历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（我后来发现，大学同窗中间，应届高中生不足二分之一，许多“老三届”出身的同学已拖儿带女），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数字，并且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数量远不如现在——记忆中，当年我所在的安徽省，该届高考录取率大约仅为百分之一。但是，我并未觉得如何紧张。复习一直在平静中进行。半年前，我已决定报考文科，考试科目计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和英语（只计参考分）六门；我认为，自己唯一成问题的是数学，余皆无须费力。于是，我把九成精力用在了数学上。
高考正式开始于何日，我完全忘记了；对于如何走进考场，以及怎样领得试卷、着手做题前的心情等这类细节，也未留下任何印象。整个来说，我不觉得较之于平日学校里的考试测验，高考有何不同。我是自己骑车赶往考场，没有父母陪伴，更不必说让父母在考场外等候。七月，合肥的高温从来不逊于南京、武汉。很不凑巧，考第一个科目的过程中，我便因溽暑之侵发起烧来。好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，中午回到家，便由母亲给我打点滴，临近下午考试时间，则拔去针头，仍由我自行骑车回考场——这次高烧伴随了我的整个考试过程，考试刚过，烧竟也神奇地退却了。
但就考试本身而言，发烧并未给我造成麻烦——若非每次一进家门便卧床打点滴的情形委实奇特，我大约也早忘记了抱病应试的经历——语文、史地、政治几张试卷做得均甚轻松，文不加点；数学虽是弱项，却也超常发挥。我想，这仅仅得益于一种平常之心，1978年，高考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。
